敏敏妈妈扯着敏敏的头发往墙上甩，甩完之后又打她巴掌。她经常因为各种小事被妈妈扇巴掌，爸爸就在旁边看，那时他俩在闹离婚，他知道妻子是故意打给自己看，但一句话不说。12岁的敏敏休学了，一休就是四年。
吴用从两岁多开始就奔波于各种培训班和补习班，没有周末和周日。如愿考上北京最好的高中后，妈妈为了他能进入实验班，在他身体和心理承受能力都频频发出警戒信号的情况下，依然没有放弃补习，直至最后他被诊断出来有心境障碍倾向而休学。
“花臂少年”生下来就被妈妈抛弃，爸爸和爷爷一直在外打工，只能跟着奶奶。13岁奶奶去世后，他就辍学了，后来出现精神分裂症状。爷爷坚持中断他的治疗，觉得安排相亲是解决孙子问题的最佳答案。
从2022年开始，作家梁鸿把写作对象投向那些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学、休学在家的孩子，以及在退学和抑郁边缘挣扎的孩子，用了三年时间，在超大型城市、中等城市、县城和农村之间做调查，走进家庭、学校、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，倾听孩子、家长的创伤和想法，以及专业人士的观察和思考，完成了非虚构写作《要有光》。梁鸿试图追问一个本质性的问题：什么是爱？我们该如何去爱？到底是什么让孩子“生病”了？
妈妈就是儿子痛苦的来源之一
“这本书的写作和我以前写梁庄系列一样，都是基于我强烈的内在冲突，想表达，而不是说我看这个主题很好。”梁鸿说，她儿子2005年出生，她从2008年开始写《中国在梁庄》，到2021年写完“梁庄三部曲”的最后一部《梁庄十年》，儿子也转眼长成少年。
梁鸿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，母爱的缺失成为她永远无法弥补的人生缺憾，自己做母亲后，对儿子各种呵护和关爱。但是，随着儿子逐渐长大，母子之间冲突增加。和很多家长一样，梁鸿也看了不少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书，学心理学，试图减少与儿子的矛盾，但是儿子不断爆发出牵扯母亲情绪的力量，一轮轮情感消耗后，她变得消沉、压抑和焦虑。
2022年，旅居特拉维夫的梁鸿去参观耶路撒冷哭墙。她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把额头顶在古老的石墙上，默默地诉说内心，好多人泪流满面，好像要把内心最深沉的痛苦倾倒出来。梁鸿也用额头轻触石墙，当她靠近哭墙上历经千百年沧桑而变得粗砺的颗粒时，额头感到一阵疼痛，也就是在那一瞬间，她脑海里浮现出儿子倔强孤独的身影。“他的精神如此痛苦，找不到通道，他四面都是墙壁，无处可去。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。”梁鸿瞬间流下眼泪，意识到自己的痛苦不是不了解儿子，而是自己可能就是儿子痛苦的来源之一。
回国后，梁鸿和身边朋友聊天，一聊才发现，很多孩子有各种各样的“问题”，还有些她认识的孩子竟然已经在家休学了一两年，只是家长从不主动说起，似乎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回避着某些话题。梁鸿又上网查信息，看到《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》说：“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%，50%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。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，社会亟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。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%~20%，接近于成人。”数据冷冰冰，梁鸿看了却触目惊心，她意识到，自己的痛苦更是社会问题。
随后，梁鸿在网上发布了一条信息，希望有青少年跟她讲讲自己的心理问题故事。消息发布后，只有一个高中女生回应，她就是雅雅，原先学习成绩非常好，但是读高中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最优秀的，精神就崩溃了。经历过休学又复学，雅雅告诉梁鸿，想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，“如果别人能从我的故事里有所收获，那么，我会非常开心，也能因此获得信心”。
梁鸿被打动了，她收拾好洗漱用品，背着书包就去了雅雅所在的城市滨海。她在滨海前后待了20多天，还认识了心理咨询师阿叔，以及在阿叔开的补习班上课的敏敏等人，他们的经历和讲述，构成《要有光》的第一部分。
她混着私人情绪打我
雅雅从幼儿园开始就是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虽然妈妈向她强调，对她的成绩没有要求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但敏感的雅雅发现，别人夸自己时妈妈掩饰不住一脸骄傲，雅雅很高兴自己能让妈妈骄傲，因此她对自己提高要求，不允许自己考差，不允许自己不受关注。雅雅考上滨海最好的高中，学习在文科班一度班级第一，但是内心依然紧张焦虑，最后发展到无法出门。休学后，雅雅有一次和妈妈发生矛盾，她冲进厨房拿起一把刀乱舞，被妈妈的朋友打120，用绑带绑上送去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。
雅雅告诉梁鸿，她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出现心理问题后，爸爸甚至还跪在地上向她磕头，叫她快点好。她和妈妈争吵时，爸爸也感到很绝望，他的应对措施就是自己躲出去，在街上散步，不回家。
在滨海，梁鸿见到敏敏，那时敏敏16岁，已经休学了三年，当时想重新考高中，重新回到社会，就在阿叔的补习班学习。梁鸿经常和敏敏聊天、吃饭，去海边散步，时间久了，敏敏就跟梁鸿讲了她的故事。
在《要有光》里，梁鸿用近1000字记录敏敏如何被妈妈打，起因都是很小的事，敏敏认为是“混着她的私人情绪，她是发泄自己的不满，想通过打我引起我爸的关注”。那时，她的父母正闹离婚，有段时间妈妈几乎天天打她，扇巴掌、掐、拿《新华字典》砸，有时打完了又抱着敏敏哭。最严重的一次是小学五六年级时，她不想上补习班，妈妈在街上边走边当众不停扇她巴掌，还扯着她头发往家里拉。整个过程，爸爸虽然不在现场，但因为妈妈突然动手打她之前，他在和雅雅打电话，雅雅惊慌之下没来得及挂电话，爸爸其实听到了整个过程，但他就在电话里说了一句：“你们俩的事情你们先处理，我先挂了。”当时敏敏的绝望可想而知，从那之后，她就彻底疏远了父母。
“敏敏内心的话从来没跟妈妈讲过，因为和妈妈说不通。”梁鸿说，敏敏讲述自己创伤的录音，她反复听了很多遍，一度内心痛苦得不想动笔，“很多时候当孩子有心理问题的时候，会发现孩子和父母已经完全隔离了”。
丹县的写作也花了梁鸿很大的精力。她在乡镇卫生院精神病科见到一个花臂少年，身体单薄得像一张纸，胸前、腰侧、胳膊、腿上都是文身，有哪吒、云纹等图案。梁鸿花了很多时间和少年接触，试图捕捉他的精神倾向、情感状态，但非常艰难。他的表达非常冷淡和简单，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“我不知道啊”。少年的姑姑对他也不了解，告诉医生的信息是他从小没有母亲，父亲长年在外打工，小学成绩很好，但13岁奶奶去世后就辍学，一个人住，有时出去打打零工，不知怎么就得了精神分裂。梁鸿说，她和花臂少年接触了很久，也无法打开他的心扉，只有在说到奶奶去世时，他才第一次表露出真实的情感，突然说“我想哭”。
“看到少年我觉得是一种无边无际的荒凉，身边没有任何家人能让他体会到感情，他也不知道亲密关系是什么样子。”最令人感到难受的是，当少年的病在医院刚有所好转，他爷爷就急着让他出院去相亲。医生们分析，可能爷爷担心孙子住院久了被人发现，影响成家。“他的家庭状况如果不改变，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既可以预料，也可能无法预料。”
几千年来都是那样说话
滨海和丹县都是梁鸿虚构的地名，只有北京海淀，她用的是真实地名。“三个地方的青少年心理问题，背后有不同原因。”梁鸿说，在滨海这样中等规模的城市，和父母的认知有很大关系。丹县的采访集中在农村，孩子缺乏的是关爱。北京的孩子出现问题，跟家长参与教育内卷有高度关联。“海淀区作为中国教育的某种核心地带，具有难以代替的象征性和隐喻性。很多海淀家长可能是世界上对孩子投入最多的一批家长，为了将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、享受最好的教育，不管是精神还是经济上，都几乎无保留地付出。”
陈清画就是这样一位母亲。儿子吴用从小读双语私立幼儿园，光是各种兴趣班先后上了近10个，另外还有数学和英语辅导班。吴用考上北京最好的高中后，为了上学方便，她搬到离学校只有5分钟路的“老破小”小区，两居室的房子月租就是1.8万元。从初一开始，吴用对数学产生强烈兴趣，陈清画想各种办法托举儿子，希望儿子通过数学竞赛进入清华、北大，直到他心理出现问题无法上学。
《要有光》中写了三个北京家庭，梁鸿和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，“只有在亲密相处的过程中，他们才能把内心最深的话说出来。”书中，很多人感到震撼的一句话，是文丽说的“我看不起我的孩子”。她和陈清画是好朋友，与之相反的是，她不鸡娃，从小给孩子快乐教育和自由，结果儿子拿到爸爸工作单位的名额，读了北京一所很好的高中后，因为承受不了学校的压力，终于也在高二的时候休学。
其实，类似文丽这样对孩子非常鄙视的表达，梁鸿在滨海也听到过。丰丽是阿叔那边补习班的辅导老师，一做就是12年，见过各种家长。她告诉梁鸿，很多家长的容忍度极低，一旦孩子成为差生，家长的爱就变得非常有限，“极端地像丢弃垃圾一样，大部分家长则对孩子充满蔑视”。丰丽说，她在补习班工作的12年，也体会到人性的残酷、复杂和黑暗，颠覆了对父爱和母爱的理解。
不过，当家长亲口说出自己“看不起孩子”时，梁鸿感到心里一震，“她说出了我们每一个家长内心最深、最不愿意正视的一句话”。当时梁鸿还跟文丽确认，这句话是否可以写到书里。性格利落的她说，没什么不可以写的。梁鸿被对方的坦率打动了，她们一起分析了好长时间，探讨家长为什么会出现“看不起孩子”的心理。“文丽这句话几乎是内心深处一种黑暗性的东西，只有你关注到她本人的内心世界时，才有可能呈现出来。”
“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控诉原生家庭，分别从家长、孩子、精神科医生、心理咨询师的视角写，是想让不同的视角形成碰撞，可以互相观看和互相打量。”梁鸿说，她写的不单单是孩子的心理问题，更是生活内部的思维问题，希望找到引起事情发生变化的那些节点，或者某种时刻。“那些节点就存在于我们最日常的话语和行动中，那些行为和话语，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，是细不可察的文化惯性、思维惯性，如果你发现好像自己也是这样子，我想可能这是思考的开始。”
《要有光》
梁鸿 著
中信出版集团·先见 2025年9月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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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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